王承書資料簡介(個人簡曆及圖片)

漫天遍野網2025-07-04 17:18:399125128

王承書 - 簡介

王承書，原籍湖北省武昌，1912年6月26日出生於上海市的一個殷實的詩書之家，不久，闔家遷居北京。當時，中國社會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和動蕩。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科學文化的傳入，強烈地撞擊著王承書的幼小心靈。

王承書，氣體動力學和鈾同位素分離專家。致力於稀薄氣體動力學的研究，第一個發現求解玻爾茲曼方程的本征值理論，提出適用於多原子氣體的推廣的玻爾茲曼方程，即“ＷＣＶ”方程。回國後，從事鈾同位素分離工作，為中國鈾同位素分離的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並培育了一支理論研究隊伍。在研製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裝料工作中做出了貢獻。

1939年王承書在昆明與從英國學成回國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張文裕結婚。婚後她的抱負絲毫未減，在張文裕的積極支持和她自己的努力追求下，1941年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巴爾博獎學金破例地接收了一個已婚婦女的申請。1961年王承書加入中國共產黨。她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擔任總設計師的中國第一台大型濃縮鈾擴散機的設計製造過程中，既負責全麵領導，又親自參加參數選擇等工作，並獲得成功。在領導氣體離心法與激光分離鈾同位素的研究方麵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王承書 - 簡曆

1930―1936年，在燕京大學物理係學習，獲學士學位、碩士學位。

王承書資料簡介(個人簡曆及圖片)

1936―1937年，任燕京大學物理係助教。

1941―1946年，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讀研究生，獲是物理係的博士學位，後從事博士後工作。

1946―1956年，曆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研究員、研究員，並曾兩度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工作。

1956―1958年，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論研究室研究員，兼任北京大學教授。

1958―1960年，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熱核聚變研究室副主任。

1961―1965年，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研究員、副主任。

1965―1978年，任華北605所研究員、副所長，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三研究院研究員、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大型氣體擴散機總設計師。

1978―1994年，任核工業部研究員，科學技術局總工程師，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委、高級顧問，“七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離心和激光分離鈾同位素兩個專家組組長。

1980年後，任中國核學會第一、二屆常務理事，同位素分離學會第一屆理事長和第二屆名譽理事長，兼任清華大學工程物理係教授和大連工學院物理係教授。⠠

1981年起，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

1994年6月18日，王承書在北京逝世。

王承書 - 經曆

求學經曆

在青少年時期，王承書就逐漸滋生起追求婦女解放，擺脫封建束縛，探索科學真理，反抗舊事物的倔強性格。她有一股不服輸和自強不息的精神。她體弱多病，小學六年級和初中三年級時曾兩次因病休學一年，卻還偏要與同班同學一起參加升學考試，兩次都以優異成績被錄取。她一直以居裏夫人作為自己頑強拚搏、刻苦鑽研的榜樣。

1930年她考上燕京大學物理係。她認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自然科學是物理學，而當時中國的物理學遠遠落後於世界。在該班13個入學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性。經過逐年淘汰，1934年僅畢業了4名學生，王承書名列榜首，並獲得金鑰匙獎。繼而又用兩年時間攻讀研究生，1936年獲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王承書離開北京，輾轉於南京、武昌、桂林、貴陽等地。

1941年美國巴爾博獎學金基金會接受了王承書的申請，同年８月她到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4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又從事兩年博士後工作，曾任密歇根大學副研究員和研究員，並曾兩度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工作，直到1956年回國。在美國期間，王承書與其導師G．E．烏倫貝克（Uhlenbeck）合作完成了多篇有關稀薄氣體動力學方麵的重要論文。

報效祖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強烈地激起王承書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她堅定地表示：“雖然中國窮，進行科研的條件差，但我不能等別人把條件創造好，我要親自參加到創造條件的行列中。我的事業在中國。”為了避免美國政府的檢查，在回國前她就將有關書刊和資料分成300多個郵包，從美國陸續寄往北京。

1956年她回到祖國，目睹了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暗下決心：“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熱情拚命工作，要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奉獻給祖國。”

回國後，王承書被安排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論研究室工作，兼北京大學物理係教授，講授熱力學和統計物理學。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籌建熱核聚變研究室，她被調到該室從事理論工作。60年代初，蘇聯撤走專家，中國第一個分離鈾同位素用的氣體擴散工廠麵臨嚴峻的形勢。王承書以國家利益為重，毅然接受自己從未搞過的鈾同位素分離工作。從此，王承書的名字在中國物理界悄然無聲地消失了。與吳征鎧、錢皋韻一起，開始了她後半生的默默工作。

她先後擔任過中國原子能研究所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副主任，華北605所副所長，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三研究院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核工業部科學技術局總工程師和核工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委等職，並任中國自行設計和加工的大型氣體擴散機研製工作的總設計師和“七五”國家重點科技項目――離心和激光分離鈾同位素兩個專家組的組長。

王承書在擔負組織領導工作的同時，還不斷學習新的知識，親自講課，親自探討，出色地解決了工廠運行中遇到的一個又一個理論難題；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科研人才；在鈾同位素分離理論領域中進行了開拓性工作，在中國鈾同位素分離事業的各個階段做出重要貢獻。

1948年王承書發現了查普曼和T．G．考林（Cowling）的力學經典著作《非均勻氣體的數學理論》（The Mathematical The oryof Non－Uniform Gases）一書的第１版中關於伯納特結果的重要錯誤。

王承書的成就對當時從事高空物理和氣體動力學研究是極有價值的。但由於某些原因，論文未能及時發表，直到1970年烏倫貝克在美國為她公開發表。王承書的研究成果已在美國、俄羅斯、意大利和國內許多著名學者的著作中被多次引用。奠定中國鈾同位素分離理論基礎。

1956年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希望王承書從事鈾同位素分離工作。當時她已40多歲，要從頭搞一項自己從未搞過的工作，談何容易。在美國她就聽說，這是一項高難度、神秘莫測的技術，世界上隻有少數幾個國家掌握，並都嚴加保密。國家把如此重擔交給她，是她萬萬沒有想到的。她明確表示：“這項工作誰都沒幹過，誰幹都不容易。別人的工作都早已走上軌道，而且還帶著年輕的同誌，隻有我剛回國工作，還是我去幹，對所裏工作的影響最小。”於是，她悄悄地做起了準備。但當時全國正進行“反右”運動，此事被擱置起來了。

1958年春，所裏給王承書分配了8名北京大學剛畢業的大學生，要求給他們講授鈾同位素分離理論課程。她參考美國學者Ｋ．柯恩（Cohen）的理論著作，邊學邊講，並經常告誡學生要理論聯係實際。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決定籌建熱核聚變研究室，王承書被調往該室從事理論工作。1959年被派往蘇聯原子能研究所實習３個月，在回國的火車上，她翻譯了有關熱核聚變研究的《雪伍德計劃》（Project Sherwood）一書（筆名郭臻）。經兩年努力，她已十分熟悉這項技術，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熱核聚變是世界上熱門的科技領域，她正準備加入這項激烈的國際“競賽”，但在60年代初，蘇聯撤走專家，使中國全部用蘇聯機器裝備起來、尚待啟動的第一個氣體擴散工廠陷入困境。資料不全，疑問成堆，個別專家臨行前還說：“你們這個擴散工廠是搞不起來了！”

隱姓埋名

1961年3月，領導希望王承書隱姓埋名，挑此重擔。王承書仍以國家利益為重，再次放棄自己已熱愛的工作，當天下午就到原子能研究所，再度從零開始，進行了數十年的鈾同位素分離理論研究。

由於基礎理論的重要性，第二機械工業部決定在擴散廠具備啟動條件之前，抓緊時間培訓全國在這方麵的理論隊伍和工廠的運行人員。王承書和大家一起認真學習、上課和討論問題。工廠分批啟動方案的研究就是動態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在王承書負責指導下，成立了一個級聯理論小組，進行了大量的計算。為了增加實踐經驗，每年都要去幾次工廠，了解情況。她一絲不苟地工作，對計算結果進行反複檢查和認真分析，終於得出了級聯中的豐度隨時間變化的理論曲線。

1963年底，工廠第五批啟動，這是最關鍵的時刻。當時張文裕在杜布納聯合研究所工作，難得有回國探親的機會，這次回國王承書還沒來得及與他見麵就去工廠了。在工廠，她和大家一起不斷地核對理論曲線和實測數據。

1964年元旦就是在這樣緊張的工作中度過的。當看到實測結果同理論計算很好地吻合，精料端豐度果然達到預期值時，大家歡欣鼓舞，為提前完成供給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裝料計劃做出了貢獻。

為了適應對濃縮鈾需求的增長，1964年國家下達了研製大型擴散機的任務。王承書接受了總設計師的重任，並親自參加物理參數的選擇工作。這是完全由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大型擴散機，周恩來總理曾兩次指示要抓緊研製定型。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直到70年代後期該機才設計定型。1978年獲多項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防科委特別獎。

1978年王承書調部直屬機關從事組織、領導科研生產和培養人才的工作。她經常下工廠和科研單位，深入實際，掌握情況，為上級部門決策提供了關於中國擴散級聯的經濟性分析報告。她瞄準世界最新技術，預見到壽命問題是離心技術成敗的關鍵之一，為此，她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率先從頭學起，並組織經過十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離心法在中國已走向工業應用階段，激光法也已取得實驗上的重大突破。

王承書在美國期間主要從事氣體分子運動論的研究，發表了多篇處於當時這一領域世界前沿的重要論文。1980年烏倫貝克在流體力學年鑒上發表文章，對她與王承書在這一時期中的研究作了回顧和高度評價。